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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氏名人楷模】中共情報四杰之鮑君甫

              中華鮑氏網 2019年6月22日 孫巖


            中共情報四杰之鮑君甫

            ——周恩來彌留之際才說出他的真實身份

            原創: 孫巖 品山文史 3月12日

               1928年8月,蔣介石簽署了一份手令,“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此令。”

            楊登瀛成為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上海特派員,在上海的特務組織最高負責人。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召見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告訴了他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有楊登瀛,囑咐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2009年5月7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出了楊登瀛的事跡,《“中共情報四杰”鮑君甫:臥底上海灘屢建奇功》。

               這個蔣介石重用、周恩來臨終掛念、默默無聞近80年后榮列“中共情報四杰”的楊登瀛,是什么人?


            圖、中共第一個黨外特工楊登瀛

               一、中共第一個黨外特工

               楊登瀛本名鮑君甫,辛亥革命時留學日本,1919年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到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會(日本對華滲透的一個重要組織)工作,并為日本的幾家通訊社撰稿。

               楊登瀛1924年加入國民黨,成了國民黨實力派陳立夫、張道藩的親信;他與英、法租界警務處(俗稱巡捕房)頭目們關系密切;他作為日本通,又成為英、法租界當局與日本打交道要借重的人物。

               蔣介石奪取國民政府領導權后,為了消滅共產黨和打擊其它派系勢力,1928年2月建立了首個特務機關“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任命陳立夫、張道藩為正、副主任。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設在上海,上海成為國共斗爭的重心地區。蔣介石、陳立夫等反復揀選特務機關派駐上海、擔負鏟除共黨重任的人選。

               中共中央機關隱藏在上海租界內。要對中共中央機關采取行動,就必須取得租界當局的配合。

               楊登瀛既有與英法租界和日本方面的諸多關系,又聲色犬馬、無所不至地交好陳立夫、張道藩。于是經陳、張聯袂推薦、蔣介石反復考量,最后選擇楊登瀛擔任黨務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

               但蔣介石、陳立夫對楊登瀛進行審核,卻疏漏了:楊登瀛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時讀過馬克思的著作,骨子里不排斥共產主義;楊登瀛的確擅于交際、有英法租界和日本的眾多關系,但他暗中又與中共方面一些人物結交,如五卅運動時結識了顧順章、陳養山等上海工運領袖和中共黨員。

               陳立夫、張道藩拉攏楊登瀛為黨務調查科工作時,國民黨政府要緝捕的中共特科成員陳養山正躲藏在楊登瀛家里。

               陳養山將楊登瀛的情況報告特科后,實際主持中共工作、直接領導中央軍委、組織部、中央特委及特科的周恩來,與顧順章、陳賡等商議:楊登瀛政治上雖不可靠,是個花花公子,但有正義感為人仗義,已幾次掩護中共干部,而能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中打入一個內線實在太重要了!

               周恩來最后拍板決定:發展楊登瀛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陳賡受周恩來委派,出面做楊登瀛的工作。

               陳賡黃埔一期畢業,參加南昌起義負傷,秘密到上海治療,遂留在上海協助周恩來工作,擔任特科的核心部門——情報科科長。(參見:千面周恩來,百變陳賡)

               經過商談,楊登瀛同意為中共工作;中共方面每月給楊登瀛三百大洋,特別花費另計,由陳賡與他單線聯系。

               為了充分發揮楊登瀛這個關鍵內線的作用,中共方面給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經陳賡提議、周恩來特批,還給楊登瀛購買了一輛別克轎車,資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過街樓上設立辦事處,派年輕漂亮的特科情報員安娥做他的專職秘書,派特科情報員連德生做他的司機兼保鏢,以提高楊登瀛的社會地位和活動能力。

               這一時期中共及特科的經費固然緊張,但畢竟有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援助,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活動經費反而少得可憐,軍統前身“戴笠十人團”全靠蔣介石的個人津貼和杜月笙給些資助(還沒有中共特科給楊登瀛的錢多。參見:1933,最完美的暗殺),中統前身的黨務調查科也只能給楊登瀛配輛自行車和少許經費。

               就這樣,楊登瀛成了中共第一個黨外特工,中共還在國民黨黨務調查科的上海辦事處安插了另兩個特科成員。

               蔣介石、陳立夫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精心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個特務機構,就被中共方面掌握了。


            圖、楊登瀛(右一)與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合影

            二、制裁叛徒,保障中共中央安全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政權相繼“清共”,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黨員自首或脫黨現象嚴重,黨員人數從5萬銳減到1萬,許多被捕人員叛變。據統計1933年秋到1934年秋被捕4505人,其中4213人叛變(~93.5%),出賣同志和組織,對中共黨組織構成嚴重威脅。

               有了楊登瀛這個關鍵內線,為中共中央特科制裁叛徒、保障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楊登瀛憑借其特派員身份,與英、法租界巡捕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警察局、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關系,當中共內部出現叛變人員、國民黨軍警憲特和租界巡捕房要對中共機關采取行動前,他一般都能提前獲得情報,由安娥或連德生通知陳賡。有些中共叛徒甚至都沒來得及叛賣,就被楊登瀛與特科配合除掉了。

               一次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把一個叫王松生的人推薦給楊登瀛,說這人對共產黨的事知道得最清楚。

               楊登瀛見王松生一身中式短衫,見人點頭哈腰,一看就是個上海灘的小流氓,怎么會知道共產黨內的事情?便知其中有文章。

               幾天后王松生來到楊登瀛的辦事處,帶來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想賣個好價錢。楊登瀛做出不信任的樣子:你這文件是真的還是假的?

               王松生急切道,“當然是真的,是共產黨一個頭腦缺錢花,才托我賣的。”

               楊登瀛給了王松生一個‘好價錢’,說還愿意收買這種文件。王松生得了錢興高采烈,告訴楊登瀛,托他賣文件的人叫陳慰年,什么樣的共產黨文件都可以搞到,如果楊先生愿意,可以領他來見面談。

               楊登瀛約了時間請王松生、陳慰年到五芳齋吃飯,隨即將情況通知了陳賡,讓特科紅隊設好埋伏。叛徒陳慰年前來赴約,自然是有來無還。

               有時都不用中共特科出手,楊登瀛借國民黨或巡捕房的手就可以解決掉。一次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抓到一名嫌疑犯,嚷著要見大頭子。警備司令部覺得此人非同尋常,就安排他見‘大頭子’楊登瀛。

               楊登瀛審問得知此人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還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蘇軍情報局學習過,來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

               經陳賡調查,核實了此人身份,確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在蘇聯學習過。中共中央及特科的不少人,包括陳賡、顧順章、安娥等,都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及GPU或蘇軍情報局學習過。若不除掉這個叛徒,禍患可是難以估量。

               楊登瀛便告訴淞滬警備司令部說:此人確系共產黨的一個大干部,但沒什么利用價值。警備司令部見這個叛徒留著無用,就把他槍斃了事。

               但有時事發突然,楊登瀛也無法掌控。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通知政治局委員彭湃、軍事部長楊殷、軍委委員邢士貞、張際春、顏昌頤等人:24日到滬西新閘路613弄白鑫家開軍委會議。

               8月24日,軍委書記周恩來臨時因故未到,其他人員開會時,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探員突然乘鋼甲車而來,將開會人員全部逮捕,關押在上海警察局的拘留所內。

               這次楊登瀛事先未得到消息。事發后陳賡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營救彭湃等同志、并查清被捕原因”的指示后,楊登瀛就到上海警察局的拘留所去詢問案情,26日受邀參加審訊時又借訓斥彭湃,巧妙地暗示了中共特科的營救意圖。

               彭湃是中共農民運動領袖,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蔣介石對彭湃恨之入骨,一聽說被逮捕,便下令立即處決。陳登瀛以要再審為由,要上海警察局長推遲一天,28日再把彭湃、楊殷等人押送警備司令部執行槍決。

               楊登瀛向特科建議:在把彭湃等人從小北門的拘留所押往龍華的警備司令部途中,設法營救。中共中央緊急研究后,周恩來命令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動,在中途劫囚車救人。

               28日晨,顧順章、陳賡率領特科人員裝扮成拍電影的外景攝影隊,埋伏在小北門到龍華的中途,但由于武器沒能及時送到,營救行動功敗垂成。彭湃、楊殷、邢士貞、顏昌頤四人在龍華被殺害。

               彭湃等人被捕后,中央特科便分析可能是白鑫叛賣。經過楊登瀛到警察局詢問,證實了這一判斷。周恩來下令:“迅速查清白鑫的行止,定殺不赦,以絕后患!”

               雖然中共上海地下黨全力打探,白鑫卻消失得無影無蹤。直到9月下旬,白鑫突然在幾名國民黨特務保護下到達生醫院看病,給他診病的醫生柯達文(柯麟)是中共秘密黨員,這才順藤摸瓜,偵知白鑫住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全坊43號、大特務范爭波的公館里。

               白鑫是黃埔軍校四期,林彪的同學,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他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又因他的表弟在海陸豐根據地逃跑,被海陸豐根據地的領導人彭湃下令處決,懷恨在心,因此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情報處長范爭波接洽,叛變并出賣了彭湃等人,事后便躲藏在范爭波的公館里。

               要進入范公館查清情況,唯有楊登瀛出馬。于是楊登瀛找個事由,到范公館拜訪。范爭波對這位黨國要員殷勤招待,還把白鑫介紹給他,請楊登瀛幫助保護白鑫的安全。

               不久,范爭波安排白鑫逃往意大利、躲避共產黨方面的追殺,并和楊登瀛商定:讓白鑫夫婦11月11日深夜出逃。

               周恩來決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動身的那一天。

               1929年11月11日晚11時,在白鑫走出范公館、要上汽車時,埋伏在范公館外的顧順章、陳賡等10名紅隊隊員,將他擊斃。后來驗尸見三顆子彈從不同方位射中白鑫要害,而從一個部位穿出,槍法之神令人震驚!同時還擊斃數名國民黨特務和保鏢,范爭波和白鑫的老婆重傷。當時一些報紙將之稱為“東方第一大暗殺”。

            三、搭救任弼時、關向應、周恩來

               臺灣當局在事過六十年后總結說:“錢壯飛、楊登瀛一在南京竊取國民黨情報資敵,破壞國民黨的反共組織;一在上海協助被捕中共人員脫險,保全中共秘密機關。”(《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1992)

               可見楊登瀛對保護中共中央、營救被捕人員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錢壯飛能打入“黨部調查科”并擔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楊登瀛也起了很大作用。(參見:周恩來派出的十位“大秘”)

               1929年9月,中共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在去參加共青團江蘇省委會議的路上,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但他被捕時將暗藏的文件嚼碎吞了下去,一口咬定名叫“彭德生”,巡捕房上刑也沒有吐露真實身份。

               周恩來派陳賡找楊登瀛設法營救。

               楊登瀛先給抓捕任弼時的巡捕房探長陸連奎送去100大洋,請他轉圜;又在德大西餐廳請租界警務處督察長蘭普遜吃大菜。待蘭普遜酒足飯飽,楊登瀛乘間說“那個彭德生是我手底下的人”。

               之前租界警務處兩個在碼頭工會中的眼線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扣押,蘭普遜找楊登瀛幫助撈人。楊登瀛找了警備司令錢大鈞,幫蘭普遜要回了那兩人。這次楊登瀛一說,蘭普遜既沒拿到真憑實據,陸連奎又松了口,就把任弼時放了。

               1931年初,英租界巡捕房查封上海工人聯合會,逮捕了關向應(中共政治局七名委員之一)。致命的是:在關向應英租界的寓所,巡捕搜去了一箱中共機密文件。

               周恩來指示陳賡設法營救,并務必取回文件。

               陳賡將這個棘手任務交給了楊登瀛。

               蘭普遜對著一箱中共機密文件,卻不識中文。平時巡捕房有了重要案子,蘭普遜都是請楊登瀛‘顧問’,于是就又電話請楊登瀛來幫忙。

               周恩來得到楊登瀛的急報,立即派精通英文的特科情報科副科長劉鼎(“遠東第一女諜”吳先清的丈夫,參見:諜王佐爾格背后的“王”,中國經濟學家之父),隨楊登瀛去見蘭普遜。

               楊登瀛把‘文件專家’劉鼎介紹給蘭普遜。劉鼎翻看了一疊疊文件,告訴蘭普遜說,“這不過是一個學者的書稿。”

               蘭普遜大失所望。劉鼎和楊登瀛又堂而皇之地把最機密的一部分文件,帶回來‘鑒定’,然后用真正的‘書稿’替換了,交還給蘭普遜。

               “釜底抽薪”換掉了關向應的共黨物證,事情就好辦了。周恩來派特科成員黃慕蘭請大律師陳志皋出面,保釋了“有些激進的學者”關向應(參見:中共頂級特工中的“美人團”:她救了周恩來)

               1931年4月,中共黨員黃第洪從莫斯科培訓回國,奉共產國際指示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黃第洪黃埔一期畢業,與陳賡同學,又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到上海后要求面見周恩來,地點定在先施公司對面的郵局。

               周恩來化好裝準備去見面時,被陳賡阻止,說他先派人去偵查,如果情況正常,他再帶黃第洪到備用地點與周恩來見面。

               過了一會,派去偵查的人回報說先施公司附近情況沒有異常。就在周恩來要出門赴約時,楊登瀛派連德生送來一封急信。

               周恩來打開信封一看,不禁大驚失色——這竟是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效忠信的抄件。黃第洪在信中表示要效忠于校長蔣介石,講他已與周恩來聯系,可設計抓捕。信后還有蔣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

               原來蔣介石接到黃第洪的信后,非常高興和重視,指示新任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此人對黨國一舉摧毀共匪首腦機關大有用處”,命令從速處理。徐恩曾又將信轉給楊登瀛,命他從速處理。

               楊登瀛接信后,知事關重大,立即讓安娥把黃第洪的信、以及蔣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抄了一份,派連德生送交陳賡和周恩來。

               周恩來隨即派人通知黃第洪改期見面,同時派出特科人員全面監控黃第洪的活動。然后由楊登瀛安排,派特科人員拿楊登瀛的名片去召黃第洪。黃第洪沒有起疑心,興沖沖跟著去見楊特派員,半路就被兩名特科紅隊隊員無聲無息地干掉了(參見:周恩來親點、臨危受命:特工天才傳奇上海灘)。


            圖、青年和中年時期的楊登瀛

            四、坎坷命運,周恩來臨終才說出他的真實身份

               楊登瀛的兩面特工直到這時都干得滿帆順風:制裁一個又一個中共叛徒,營救一個又一個被捕人員,保障著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為了維持國民黨對楊登瀛的信任,特科也安排楊登瀛破獲一些可以放棄的中共機關,繳獲一些中共文件,逮捕一些不可靠的黨團員。

               但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虧有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特科情報員錢壯飛首先獲悉,并趕到上海報告。中共緊急進行中央各機關的大轉移。

               在這分秒決定生死的時刻,陳賡連夜找到楊登瀛,讓他立刻轉移。

               楊登瀛思考之后認為自己與陳賡單線聯系,國民黨方面拿不到自己為中共工作的確鑿證據,而陳立夫、張道藩為了自保,有可能不讓顧順章將他為中共工作的事披露出來。

               楊登瀛決定留下來,對陳賡說:“我哪也不去,不信顧順章就斗得過陳立夫、張道藩!”

               陳賡說:“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不要多說。”

               陳賡告別前還向他保證,“共產黨總歸要得天下的,到那時候我們決不會忘記你。”

               這天早晨,徐恩曾、顧順章帶著大批特務趕到上海,開始大搜捕,于下午逮捕了楊登瀛。

               楊登瀛被捕后,始終沒有供出他為中共方面工作的情況。而顧順章果如楊登瀛所料:他在陳立夫、張道藩的威脅下,沒有敢死咬楊登瀛,甚至沒敢告訴蔣介石: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臥底。之所以沒能一舉摧毀中共中央機關,就是因為徐恩曾外出嫖娼,他在武漢被捕叛變的密電落在了錢壯飛手里,緊急通知中共中央所致。

               否則蔣介石絕對會斃了徐恩曾,再把陳立夫免職永不錄用!

               國民黨方面沒抓到楊登瀛的確實證據,陳立夫、張道藩為了自保,便竭力為楊登瀛開脫,因此他只坐了半年牢就被放了出來。

               但楊登瀛從此窮愁潦倒,1949年解放時,他已淪落在南京街頭擺煙攤為生。

               鎮反運動中楊登瀛被逮捕,幸虧陳賡和陳養山出面作證他為地下黨做過工作,才幸免一死,但仍判處“管制”。

               1956年,有關方面送楊登瀛到北京,會見了當年他保護過的陳賡、李克農、安娥、陳養山等人,給予一些饋贈,并委托有關方面安排他的生活問題(楊登瀛的外孫女回憶:1956年一個晚上,陳賡大將曾到南京探訪楊登瀛。但楊登瀛的女兒鮑美云回憶他父親是到北京見的陳賡等人。后來楊登瀛給安娥的信也是說,“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

               但在當時政治氛圍下,楊登瀛的生活安排沒有能很好落實。楊登瀛越發衣食無著。安娥先竭力援助,但她1956年中風失去了工作能力,隨后安娥丈夫田漢又受到嚴厲批判,陳賡也于1961年逝世,都無法再給楊登瀛以資助和保護。

               1967年文革中,楊登瀛被所謂的“專案組”帶往北京,從此再沒能回家。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淫威下,楊登瀛堅決拒絕提供有關周恩來、陳賡的“黑材料”。當“專案組”找來楊登瀛的妻子譚秀珍和子女勸說他‘合作’時,他回絕說:“明明沒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說?”

               楊登瀛還對子女再三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么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辭世。

               1975年終,周恩來在彌留之際,說出了楊登瀛的真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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