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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鮑氏名人楷模】葉劍英元帥任命我當翻譯

          中華鮑氏網 2019年7月11日 鮑世修


        編者按:日前,在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制作的專題節目《立德樹人》中,隆重推出了一位德業雙馨的著名軍事理論家——今年已經90歲高齡的鮑世修先生。他曾是軍事科學院資深研究員,1959年調入軍事科學院后,院長兼政委的葉劍英元帥簽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任命書(第00295號):“任命鮑世修為外國軍事研究部翻譯處翻譯”。幾十年來,他一直把這份任命書視為瑰寶珍藏。也因為這份任命書,他與軍事科研結緣60年,三次全程參加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集》的翻譯。鮑世修研究員以執著的追求詮釋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要求,書寫了不朽的人生華章。本期刊發鮑世修先生的這篇回憶文章,從不同側面為讀者講述我軍翻譯馬恩列斯軍事文集的艱難歷程。

                           葉劍英元帥任命我當翻譯

                                            鮑世修(90歲)


               

                左上圖:作者在閱讀院報

               

                右上圖:葉帥簽署的任命書   本報記者 包國俊 攝


           那是1959年,中央軍委要求全軍中、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軍事著作,提高自身軍事理論素養。但是,當時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讀本,所以要組織專人翻譯。于是,剛剛成立的軍事科學院承擔了這一任務。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全軍大力倡導學習馬恩列斯軍事理論的熱潮中調入軍事科學院的。而軍事科學院是毛澤東主席根據葉劍英元帥提議于1958年3月批準建立的。葉帥親任院長兼政委。

           對我來說,能到葉帥領導下的軍事科學院工作,那真是有生以來的一大造化。1959年正是我的而立之年,也是我人生征途的新起點。我充滿著美好的期待,希望在這樣一片從一開始就帶有創建人鮮明個性的軍事科研沃土上踏實耕耘,有所作為。

           來到軍事科學院,最讓我感到振奮的事就是接受葉帥親自簽署的任命書,任命我為“外國軍事研究部翻譯處翻譯”。

           盡管當時給我的任命只是翻譯,但在那之后的幾十年,我一直把這次任命看作是我走上軍事科研道路的開端。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天,這份任命書,仍被我十分鐘愛的珍藏著。

           為落實中央軍委加強高中級干部軍事理論教育的指示,軍事科學院曾先后三次翻譯選編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集。第一次是1959-1961年,第二次是1977年,第三次是1978-1982年。我有幸參加了這三次編譯工作的全過程。

           由于選編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軍事著作是葉帥親自過問的項目,我在選編組工作時有幸聆聽到葉帥的指示和聲音。葉帥考慮到經典著作的翻譯不同于一般翻譯,要求十分嚴格;又知道我們這些年輕人過去沒有接觸過正規的研究工作,要完成好任務困難肯定不小。因而他把我們不只看作是部屬,更看作是他的學生,對我們的思想、工作乃至生活關懷備至,經常細加指點。有時甚至是把著手教,使我們獲益良多。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軍事科研道路上的成長最早點撥開導我的,正是葉帥的循循善誘和科學方法指導。

           翻譯與研究相結合,落腳于研究。這是葉劍英院長對全院翻譯人員的最基本的要求。當時在一些翻譯人員中,普遍存在一種糊涂認識,即認為我們是干翻譯的,搞研究是別人的事。葉帥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在一次對翻譯人員的講話中,專門談了翻譯與研究的關系。

           他說,我院翻譯工作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所譯的材料全都有著豐富的學術內涵,而要翻譯好這樣的材料,不進行認真地研究,是絕對辦不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本身就是研究,翻譯任何時候也離不開研究。在軍事科學院搞翻譯的人,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你們絕不可單純為翻譯而搞翻譯,而是必須為研究而搞翻譯。簡單地說,要做到翻譯與研究相結合,落腳于研究。其二,搞翻譯的人都有較高的文化程度,能直接通過外文接受和辨析外來的東西,最有條件從事研究,也最有能力搞好研究。其三,如果你們想在軍事科學院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術翻譯,任何時候也不要忘記這三點。大家聽了葉帥這富有哲理的講話,都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我們這些翻譯馬克思恩格斯軍事著作的年輕人,感觸更深。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全都是19世紀寫的,有著錯綜復雜的歷史、地理、文化、國際關系、民族糾紛、階級矛盾等深刻背景。試想一下,生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閱歷不深的人,對這樣一些內容豐富、學理深厚的歷史文獻,如果不事先進行認真細致的學習和研究,又怎么能夠反映得完整準確呢!

           翻譯是工具,研究才是目的;翻譯最有條件搞研究,也最有能力搞好研究。葉帥的這幾句話,既是對翻譯在科學研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是指引翻譯人員通過走譯研結合的道路發展自我、刻苦成才的金玉良言。

           葉帥辦軍事科學院的指導思想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一是出科研成果,再就是出軍事科研人才。他認為,翻譯和研究是融會貫通的。所以,他除了開導我們怎樣去搞好經典著作的翻譯外,還要求我們掌握做研究的基本功。

        怎么樣才能真正成為一名合格的研究員?這是葉帥多次跟大家談論過的問題。他提出:搞科研要實事求是,做到“兩敢”“三會”“四苦”,志在獨創,淡泊名利,甘愿為科研事業奮斗終身。

           實事求是,就是研究問題要有客觀的態度。“兩敢”指的是敢想,敢說,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大前提。

           葉帥在一次談論如何開展軍事科研工作的講話中指出:“時代的發展,現實條件的發展,不僅給已有原理、原則帶來新的特點和問題,而且必然會產生新的原則。科學研究工作的最艱巨、最困難而又最光榮的任務就在于此……所以,不斷發現事物的新規律、創造新原則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具有無限生命力的源泉,不承認新原則的產生,科學的發展就會停滯。”因此,這里非常需要敢想敢說的精神。

           “三會”指的是會想、會說、會做。這就是說,搞研究必須有一套正確的方法。葉帥不止一次要求大家:在研究問題時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他說,從事學術研究,要做到不孤不空,就必須不斷深入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他要求科研人員要以李時珍上山采藥寫《本草綱目》的精神,深入到部隊和國防科研第一線,充分占有資料,進行認真分析研究,找出問題的關鍵,然后再做進一步的推理和判斷,并上升到理論高度,創造新的產品。研究人員所應當追求的“獨創”,正是靠走“三會”的道路達成的。

           “四苦”指的是苦修、苦練、苦學、苦干。葉帥勉勵軍事科研工作者要以苦字當頭:應有的修養,應有的本領要苦練,應具備的知識要苦學,應干的工作要苦干。他還說,研究學術,必須下苦功夫,有旺盛的求知欲。

           講到淡泊名利、為事業獻身,葉帥說,在和平時期,一個真正的鐵血男兒,不論在什么崗位,都要有“馬革裹尸還”的氣概和決心,全力投入工作,無怨無悔的為事業奉獻終身。

        當時翻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軍事著作,是軍事科學院科研項目之首,并有主要領導親自掌管布置,督促實施。宋世倫上將從副院長到院長,一直協助葉帥主持翻譯選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集出版。他那忘我的工作“魄力”,對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是最生動、最直觀的工作引導和示范,至今讓我難于忘懷。

           1978年,軍事科學院確定第三次修訂選編出版這套 “文集”,幫助我們的干部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體系。這就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套收錄的文章更全、理論觀點更完整的馬恩列斯軍事文集。

           記得在選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文集工程的動員大會上,他給全體參編人員規定的完工驗收標準就是:文章什么時候收錄全,任務什么時候才算完。可是,在那個年代把四位經典作家的軍事著作都收集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文稿的來源,原本是前蘇聯出版的馬恩列斯個人“全集”。但這些“全集”在當時并沒有出齊,中文版缺的卷數就更多。怎么辦?這樣的難題如何解決?

           當時大家思想壓力都很大,不知如何是好。宋世倫院長卻胸有成竹。他鼓勵我們要想方設法迎難而上,而且要樹立任務一定能完成的信心。他說:“全集”沒有出齊,這沒有關系,我們可以從其他地方去搜集。比如說,查閱當時發表過他們文章的報紙、刊物或其他出版物。這就要求你們去蹲圖書館、鉆舊書店。總之,要盡量收集齊全,收不全任務就不能算完成。不過有些文章沒有中譯文也不要緊,可組織專人翻譯,也可請有關單位翻譯后由我院最后校訂。

           軍科老一代人都知道,高標準、嚴要求是宋世倫院長領導科研的一貫作風。他提出:譯校軍事經典著作,必須慎之又慎。在領導選編工作過程中,他常向譯校人員反復叮嚀:譯校軍事經典著作,搞錯了是會死人的。這一方面反映了他對經典作家理論觀點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廣大讀者的極端負責。他多次指出,我這樣說并不是在搞聳人聽聞,隨便嚇唬人,而是從經典著作譯校工作的高度嚴肅性出發的。在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做錯了事,有時還可以進行糾正和彌補,但在戰爭領域出了差錯,就會付出血的代價。因此,從事軍事經典著作譯校工作的人,必須十分(九點九分都不行)小心謹慎,不僅文字要搞得非常準確,就是標點符號也不能出錯。經過努力我們總能編出一套內容上比過去出版的各套“文選”充實得多的馬恩列斯軍事文集來。

           聽了宋院長這段話,選編組的人員明確了工作方向,在思想上增強了信心。翻譯處曹汀處長是著名翻譯家。新中國成立后,他翻譯了《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在全國翻譯界都很有名望。在他帶領下,我們一批年輕人參加了馬恩列斯軍事經典著作譯校工作。他說搞翻譯一定要做到“兩個負責”,即既對原作者負責,又向讀者負責;對原作者所表述的意思必須了解清楚,而得出的譯文又必須讓讀者看得明白。他告誡大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寫作的社會時代背景復雜,涉及的知識面廣,闡述的學理深,許多句段,單從字面上看,往往很難斷定其真實含義。而要徹底搞清,就必須去查閱相關資料,包括各種辭書、史書、人物傳記、軍事理論專著等。

           大家通過查閱大量國內外文獻資料,走訪有關編譯馬克思經典著作的單位,終于收集到了一大批過去未能收入馬恩列斯軍事文選的重要文稿。這些文稿,有的是直接從當時的外文報刊中找到的,也有的是從外文的有關通信集中選取的,新收集到的文章內容十分豐富。在編譯過程中,他明確規定:每譯完一篇文章,必須把翻譯過程中查找過的參考資料和解決疑難問題的情況做出說明,并連同譯稿一并交他校核。他若發現問題,就召集大家進行講評,以引起大家注意。并告訴我們說,這就叫做對原作者負責。至于對讀者負責,他考慮到當時我軍的高中級干部戰爭年代讀書少,對馬克思恩格斯軍事著作里談到的一些歷史事件、地理環境、逸聞掌故等知道的不多,為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內容,他就帶著我們編寫了很多的注釋。

           一套題材廣泛、理論觀點豐富、學術價值極高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新版軍事文集,終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版,受到全軍廣大讀者的普遍歡迎。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沒有葉帥和宋院長等領導的駕馭把握這項重大科研任務上的巨大魄力和鼎力支持,完成分量這么重的七大卷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文集是不可想象的。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來看,我從當初當翻譯開始,正是在葉帥的指引下,才逐步走上了軍事科研道路,并在學術領域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我所取得的學術造詣,是軍科哺育了我和成就了我,我感恩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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